陈泓机 | 西方排外的一贯叙事——“伊斯兰恐惧症”与“黄祸论”的比较研究

西方排外的一贯叙事——“伊斯兰恐惧症”与“黄祸论”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承办的第八届全国阿拉伯语研究生论坛中获得二等奖。

作者系2020级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硕士陈泓机 

摘要：

“伊斯兰恐惧症”是西方国家部分媒体宣介常用的概念，也是笼罩在西方社会上空的阴霾。当前在西方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与历史上在西方社会甚嚣尘上的“黄祸论”是西方排外叙事的一贯手法，是西方攻击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中国乃至东亚人的武器。“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问题的历史溯源深远、定义丰富、现实表现繁多，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当代也有新的表现及发展趋势。本文从诞生背景、传播方式、产生影响、发展走势等方面对“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可以把握两者共性，即是西方排外的一贯手段，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中的交往中，将心比心，加深对对方的了解，理性对待西方媒体对伊斯兰国家的评价，促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交往。

关键词: “伊斯兰恐惧症”；“黄祸论”；西方叙事；比较研究

一、“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的定义及其表现

“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由来已久。2020年10月16日，法国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一名教师因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涉及宗教的漫画，被一名车臣裔男子袭击身亡。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定性为“恐怖袭击”，并表示政府将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近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涉伊斯兰恐怖袭击层出不穷，让西方民众人心惶惶，而善于捕风捉影的西方媒体经常抓住犯罪嫌疑人的宗教背景不放，着重强调嫌犯的伊斯兰宗教信仰甚至抹黑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作为东西方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现当代的“伊斯兰恐惧症”又尤为突出，这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与此相似的“黄祸论”。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同样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葩，均与主导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产生过冲突，先从定义谈起。

（一）“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

“伊斯兰恐惧症”一词的英文是Islamophobia。从语源学角度看，“Islamophobia”是一个由“Islam”和后缀“-phobia”组成的新词，复合形式“Islamo-”包含构干元音“-o-”，而且在早期的新词汇中已经存在，如19 世纪的“Islamo-Christian”；学界和政界对“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解存在差异，至今尚未没有达成一致的定义。

英国剑桥词典将其定义为“对穆斯林或伊斯兰教不合理的厌恶、恐惧和偏见”。英国“全党议会团体”（APPG）认为，“伊斯兰恐惧症”源于种族主义，是一种针对穆斯林属性或其认定的穆斯林属性表达的种族主义。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与伊斯兰教关系委员会”（CAIR）则将其定义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恐惧和仇恨”。欧洲委员会“欧洲反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ECRI）认为是“伊斯兰恐惧症”一种偏见，“可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消极态度，但也在不同程度上，也会通过歧视行为以及暴力和骚扰”。

综上所述，尽管各方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基本内涵却是一致的，可以认为是“对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非理性恐惧、仇恨及偏见”。

（二）“黄祸论”的定义

与“伊斯兰恐惧症”不同，“黄祸论”一词的多个来源层层递进且定义明晰。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史学家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通过深入研究和考证，把“黄祸论”定性为“一个帝国主义口号”，强调它是欧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经常“用作愚化和煽惑人民的工具，嗾使人干坏事的手段，或者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最早使用“黄祸”一词的是英国作家马修·菲普斯·希尔，他在1898年发表了系列短篇小说，后来这些小说被编在一起，以《黄祸》（The Yellow Peril）之名出版。希尔本身是黑白混血儿，且受到种族歧视，但他却也在这些小说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反感，因此成名。“黄祸论”的核心观点主要有：第一，将黄种人视为劣等民族；第二，认定黄种人是世界安全秩序的巨大威胁；第三，渲染侵略有理。“黄祸论”最初并不是完完全全只代指中国人，而是泛指中国人、日本人等东亚人。日本在“黑船”事件后，迅速以“脱亚入欧”为口号，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白人惧怕日本的工业实力和战争潜力，日本由此成为“黄祸论”的对象之一。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法、德、俄三国一致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王朝。目的是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利益一家独大，必须把打压潜在的“黄祸”对象。

二、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起源的对比分析

“伊斯兰恐惧症”与“黄祸论”虽然都是种族主义者的口号，但是各自针对的对象不同，出现时间有别，两者都是西方排外叙事的衍生品，是西方排外的惯用手段。

（一）“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的诞生背景

主要针对中国、旨在宰割中国的“黄祸论”起源于19世纪，学界一般认为，对“黄祸论”加以初步“论证”和鼓吹的始作俑者，是沙皇俄国统治时期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巴枯宁。他在1873 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始宣扬“黄祸论”，把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说成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鼓吹沙皇要将全部武装派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着手征服东方。

“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汇稍晚于“黄祸论”，最早于1910年出现在法语Islamophobie中，用于批评法国殖民者对穆斯林的统治。但是，英语国家最早使用该词的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就是写“东方主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他在1985 年论述“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犹主义的历史关系时使用这一词汇。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惧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的刊物、书籍和报告中。1997年，英国非政府组织“拉尼米德信托”（Rumnymede Trust）所属的“英国穆斯林与伊斯兰恐惧症委员会”（CBMI）发布报告《伊斯兰恐惧症：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后，“伊斯兰恐惧症”开始成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

“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的在短短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先后出现，间隔时间不长，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恐惧症”才被广泛使用。可以说，两个概念的诞生背景不同。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列强进行工业革命后，大肆进行资源掠夺和战略扩张的时期。而走向陌路但资源丰富的满清，正是西方可望可及的掠夺目标。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合理”借口，来完美掩饰他们伤天害理的帝国主义行径。

比如，正式发明“黄祸论”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在与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大肆宣扬黄祸论，编造中国等亚洲黄种人联合进攻欧洲的风险。威廉二世还派人画了一张黄祸图《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版画，并广为散发。德皇通过宣扬“黄祸论”，将其作为德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瓜分中国的由头。经过大规模的侵华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德国舰队开进胶州湾，成功将山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大力鼓吹“黄祸论”并用其得利的还有美国。19世纪中后期，美国利用被欺压中国，国家民不聊生后，大量引入劳工。这些中国人吃苦耐劳、安分守己但工资极低，他们在美国开挖矿山、铺设铁路，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美国经济“滞胀”，本地白人的工作机会减少了。美国开始忘恩负义，将底层白人失业率高企的原因归咎为美国繁荣发展立下血汗功劳的华人劳工，开始鼓吹“黄祸论”。美国参众两院1877 年公布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是在美国排华势力的推动下出笼的。该报告还没有使用“黄祸”一词, 但集中了各种歧视中国人的观点, 后来“黄祸论”者的许多论点都能在报告书中都能找到出处。

20世纪“黄祸论”的诞生背景与21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恐惧症”极为相似，究“伊斯兰恐惧症”的背景，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和社会问题增多，“伊斯兰恐惧症”才在美欧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综上所述，“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出现的时间间隔不长，但盛行的时间不同。“黄祸论”的诞生背景可谓是西方国家为入侵中国寻找所谓“合理”的理由，而“伊斯兰恐惧症”是因为欧美为转移国内矛盾，将面临的困境转嫁到日益涌入的穆斯林群体身上，两者都是西方排外的一贯叙事模式，是西方为了自身发展，牺牲其他族群利益的惯用手段。

（二）“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的传播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主要由西方媒体鼓吹后，在网络时代广泛深入到西方民众中。“黄祸论”则由政客们生搬硬造，在决策层煽动造势，影响程度深但影响范围相对没有“伊斯兰恐惧症”广。

“伊斯兰恐惧症”在20世纪出现后，西方陆续出现多所专门散播“伊斯兰恐惧症”的机构，如美国的“抽象基金会”“号角项目”“美国自由法律中心”“安全政策中心”“中东论坛”“大卫·霍洛维茨自由中心”，德国的“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组织，捷克的“反伊斯兰联盟”（Bloc Against Islam）等机构，加剧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广泛传播。“伊斯兰恐惧症”在“9·11”事件后，逐渐成为欧洲国家和美国媒体、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常用的概念，连欧盟和联合国这些具有国际声誉的国际组织，也无法回避“伊斯兰恐惧症”对世界造成的影响。2014年12月，联合国专门针对“伊斯兰恐惧症”召开题为“面对伊斯兰恐惧症：加强容忍和理解”的专题研讨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开呼吁“不要以极端分子的活动为依据给伊斯兰信仰定性”。自上而下的“伊斯兰恐惧症”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更容易深入基层，且大量高生育率的穆斯林涌入欧洲，以及由穆斯林引起的零星恐怖案件因宗教色彩被无限放大的现实，导致人们担心穆斯林会加剧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业已存在的矛盾。

“黄祸论”主要由德国、俄国、美国等国的政治机关鼓吹宣介，影响恶劣，“黄祸论”是从天而降的“莫须有”的罪名。囿于时代科技实力局限，加上中国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出任何伤害其他种族的事件，普通民众并没有像当今的“伊斯兰恐惧症”那样对“黄祸论”有着特别深刻的感受。

“黄祸论”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和东进，拥有话语权且处于社会上流的作家们着手开始污蔑抹黑中华文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推出《鲁滨逊漂流记》续篇，批评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而且又组织得不好”，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随后不久，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1748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又向欧洲展示了一个“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的中国形象。同一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认为中国是一个“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专制帝国”，“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甚至说“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1795年，英国男爵、旅行家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污蔑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人们“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稍后不久，黑格尔也给了中国形象一记“重拳”，嘲讽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不过是一具涂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来自日本的文人学者除了通过著书立说外，还通过所谓的学术研究等途径为政府侵略服务，例如佐藤信渊撰著的《宇内混同秘策》阐发的“宇内混同”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思想源头；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近20年间撰写40余篇鼓吹侵华的文章，直接推介侵华谬说。“黄祸论”通过上层人士的鼓动，向基层传播，但是当时的西方文盲率参差不齐，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民众全部能被“黄祸论”叙事误导。

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言论在西方和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屡见不鲜。中国网络空间常见的侮辱性称呼“绿教”、“绿绿”，以及带有嘲讽性的“这很清真”句式与丑化穆斯林的表情图时常可见。西方社交媒体也经常传播类似《查理周刊》的漫画，比如美国《时代周刊》的新闻报道中，有关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暴力袭击事件等负面色彩的报道所占篇幅比较大，而且往往“小题大做”，西方民众在《时代周刊》等新闻媒体长期的“灌输”下，伊斯兰教始终成为一个非常负面的角色，而穆斯林群体就成为他们戏谑、嘲讽、排斥、仇视甚至是暴力攻击的主要对象。相对“黄祸论”而言，“伊斯兰恐惧症”在平民百姓之间的传播会更广。

综上所述，无论是“伊斯兰恐惧症”还是“黄祸论”，两者都是国家、政府层面默许鼓动的排外论调，但是由于“伊斯兰恐惧症”传播时间较晚，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到来结合的更为紧密，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了“伊斯兰恐惧症”的传播，所以在民众中传播的力度更大。

三、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发展的对比分析

（一）“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产生影响的比较

“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都对对象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并且对施加国也影响很深。从不同点来看，“伊斯兰恐惧症”主要是影响施加国，而“黄祸论”主要是影响对象国。但是，穆斯林和中国人才是两个论调至始至终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普遍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2016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匈牙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等十国，就“是否同意所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选择“同意”，其中波兰高达71%，奥地利为51%，英国为47%，而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在这些国家均未超过32%。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尤其是穆斯林在西方国家的人口比重显著增长，导致西方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担忧和恐惧大幅上升。外来移民的确会对西方社会造成住房、治安等方面的压力，而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或抓住微小事件大书特书，或对恐怖袭击者的身份大力渲染，一些反伊斯兰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将所有矛盾都归结到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身上，排外主义持续加剧。而网络空间上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描绘与叙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每一次重大恐袭背后，“伊斯兰恐惧症”都会从现实世界蔓延到网络空间当中。通过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优兔（YouTube）等西方主导的社交媒体，各种血腥画面都会不约而同地被贴上“伊斯兰教”、“穆斯林”等标签。在网络空间上，发帖宣传排外的门槛极低，这使得西方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达到人心惶惶的地步。穆斯林中的极少数个人，受到西方直接或间接刺激，又极易产生暴力行为，他们无法接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被肆意抹黑和攻击，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报复西方社会，反过来又助长了“伊斯兰恐惧症”，并陷入了恶性循环。

西方社会不得不吞下自己造出的“伊斯兰恐惧症”恶果，而“黄祸论”荼毒的主要还是中国及其人民。19、20世纪的“黄祸论”经过野心家的提出和包装后，在西方执政者中煽风点火，在俄国，经过巴枯宁之流的鼓吹，贪婪无厌的俄国沙皇在鲸吞中国领土144万平方公里后，又继续推进侵略中国。通过《中俄伊犁条约》以及5份《勘界议定书》，先后夺取中国171万平方公里土地。可以说，“黄祸论”是公开侵华的理论先导，公开侵华则是“黄祸论”的具体实践。在德国，德皇威廉二世借口“巨野教案”进攻山东胶州湾，将整个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在美国，“黄祸论”的影响如出一辙，美国帝国主义逼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完全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除了侵犯中国主权，还有大批的在美中国劳工受“黄祸论”的直接迫害，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多次发生凌辱、打劫、屠戮中国劳工的事件，在美国地方当局的纵容和默许下，白人种族主义者武装攻打华人聚居区，无恶不作。为美国“西部大开发”做出卓越贡献的华人，就这样在异国他乡遭欺辱。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这一法案将华裔定居者的移民和入籍程序冻结10年。美国国会此后数次扩大这一法案的适用人群，将所有华裔包括在内，每次都对华裔做出愈加严格的限制，其中包括禁止华裔的配偶子女移民美国等。这一系列排华法案直至1943年才被废除。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才通过为排华法案道歉的法案。

综上所述，“伊斯兰恐惧症”目前作为“飘扬在欧洲上空的裂痕”，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西方为他们的排外叙事吞下苦果。“黄祸论”作为西方入侵中国的“烟雾弹”，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作为西方排外的借口，在61年间严重损害在美华人的利益。

（二）“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的发展趋势

“黄祸论”在中国崛起后从偃旗息鼓到卷土重来，“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愈演愈烈且难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让“黄祸论”不攻自破。然而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西方排外叙事又开始作奸犯科，西方媒体又开始将肤色、地域与新冠病毒捆绑在一起报道，西方政客又将新冠病毒和中国挂钩。例如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时政类周刊《明镜》（Der Spiegel）在刊物封面上写着“新型冠状病毒”并用鲜艳的黄色大字写着“中国制造”，另加副标题“当全球化成为致命危险”来说明对全球的危害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堂而皇之称“中国病毒”，将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转嫁到中国身上。

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经济和军事领域快速发展，实力逐渐赶超西方，逼近美国，“西方霸主”美国则经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对国力的巨大消耗，国内矛盾日益突出。此消彼长，美国感到了霸权地位的动摇，于是“黄祸论”的变种“中国威胁论”逐渐兴起并甚嚣尘上。无论中国如何反复解释自己的和平崛起意图，美国部分政客和专家学者都如一个世纪前的杰克·伦敦一样置若罔闻。“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黄祸再起”成为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学者使用的统一叙事逻辑，并经过西方强大媒体舆论宣传而成为绝大多数西方民众的思想钢印。在中国发展历程中，“黄祸论”这个影响中国及其人民几百年来的论调，一直在中国实力相对强盛时卷土重来。从处于巅峰转向衰落时期的满清时期诞生开始，“黄祸论”应运而生成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当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阶段，“黄祸论”又不了了之，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十分有力复工复产顺利，相对西方处于迟滞的经济发展阶段、疫情反复感染率死亡率居高不下，“黄祸论”作为西方排外的一贯叙事又被搬出来打压中国。

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而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黄祸论”虽立不住脚，但是一定会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作为西方排外叙事的一贯手段，在西方需要时拎出来打压中国。

西方只有在享受到竞争优势时才会践行标榜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原则，当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时，就会将自身责任推卸到其他国家和群体身上，即使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威胁，西方也将制造一种威胁表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愈演愈烈，西方需要一个政治敌人才能生存，先是20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主义，后来到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共产主义，苏联解体后，西方逐步用“伊斯兰恐惧症”来填补自己臆想的敌人空白。伊斯兰教成为包括比利时、荷兰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第二大信仰，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人数超过2000万且随着难民潮持续不断的涌入，未来人数只增不减。加上西方政府传统上对伊斯兰教的恶意，“伊斯兰恐惧症”在未来也是只增不减，“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成为部分西方民众的集体潜意识，并且部分在歧视、孤立乃至仇恨的环境中长大的穆斯林越老越难以融入西方社会，且很可能被极端组织招至麾下，走上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道路。何况政策层面上的“伊斯兰恐惧症”，就像当年“黄祸论”《排华法案》一样，出台了实质性的政策文件，即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的“禁穆令”。不过“伊斯兰恐惧症”这种异化和疏远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叙事只会导致西方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也就是说，“黄祸论”还能作为西方达成自身目的的工具，祸害中国的同时西方受益，而“伊斯兰恐惧症”只会导致对象国和施加国“双输”的结果。

21世纪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加强合作与文明交往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方国家加大了“伊斯兰恐惧症”和“中国威胁论”的输出，企图以此挑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关系。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是分别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以及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非理性偏见、仇恨、贬低甚至攻击。本文基于对“伊斯兰恐惧症”和“黄祸论”多方面的对比研究，认为两种论调是西方一贯采用的排外叙事模式，是西方为实现自身目的而自上而下宣介的结果。然而，“伊斯兰恐惧症”的产生影响和未来走向表明，对特定宗教、特定群体的长时间的偏见、恐惧和仇恨注定会引发十分恶劣和危险的后果，不但伤害到伊斯兰世界的感情和穆斯林的切实利益，对西方国家也毫无益处。而西方对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也只能使用新版“黄祸论”这种同样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和中国利益的论调进行“文化侵略”，无法像“黄祸论”刚刚兴起时用作侵略中国的幌子。然而，西方各国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的贡献，避免排外叙事，西方得超越自身而走向更宏大更包容的命运与共叙事中去。中国的发展之所以具有独特性，是中国从不进行排外叙事，而西方需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的光明前景。

作者/陈泓机